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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闭门谢客，做该做的事
初识钱钟书、杨绛先生是在1988年夏。那年，在内蒙古生活了整整20年的我，刚调回北京。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，婆婆吴瀚将每种颜色的月季剪下一支，扎了一把，要我送给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婆婆与他们夫妇同是清华的校友，知道他们喜欢花，想尽一尽老学友的情谊。两位老人笑吟吟地把我迎进了屋。钱先生说：“你送礼物给我们，我们也要送礼物给你。”说着取出一本《围城》，用毛笔写上“欣久同志览存钟书奉”。杨绛先生送了我一本她的译作《小癞子》，是用圆珠笔签的字。我真是喜出望外。因为初读《围城》时，是在内蒙古时跟人借的，自己想买时又没买到。我一连道了好几声“谢谢”。见两位老人十分平易近人，我提出有机会想写写他们。这时，钱先生显得有些严肃起来，郑重地说：“不要，我们是朋友，不要搞这套东西。”我这才知道，他们谢绝一切采访，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。
与一些人相比，我那次造访真是幸运，君不见黄永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披露：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，钱家都在做事，放下事情去开门，来人说声“春节好”跨步正要进门，钱先生只露出一隙门缝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我很忙，谢谢！谢谢！”那人当然不高兴，说钱钟书不近人情。事实上，钱家夫妇是正忙着写东西，有他们的工作计划。回想起来，当年我40岁，与他们是两辈人，又是无名小卒，初次相识，对我便以“朋友”相称，可见他们夫妇待人之平等。而他们谢绝采访，也可见他们做人的原则。
●学理科的料，却从了文
《我们仨》出版后，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，有几天杨先生家的电话快打爆了，使这位92岁的老人感到很疲惫。一天，她打来电话说，吃完晚饭要到我家来看望一下我婆婆，顺便取一张她要的报纸。可那晚，她没有来，她家的阿姨来取报纸时解释说，杨先生太累了，一天接了太多的电话，又忙着查出版社要的资料，就不出来了。我们都很理解，也并未在意。谁知第二天晚上，杨先生在阿姨的陪同下，真的来看望她的老学友了。我们说她客气，她则说，说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。两位老人手挽手坐到了一起。我和婆婆称赞《我们仨》写得好，真挚感人。她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你们欣赏这本书。”
《我们仨》面世前，我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上看了部分摘登，其中写道，1949年，钱、杨夫妇应聘于清华。杨先生考虑到爱女钱瑗身体薄弱，需要恢复，决定让她休学，自己教她初中的课程。我感到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杨先生是个文人，数理化也能教得了么？恰好那天散步的时候遇见了杨先生，便问她，“您让钱瑗休学，自己给她当老师，您年轻的时候理科一定很好吧？”杨先生笑了笑说：“我上学的时候，家里人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学理科的料呢。后来我选择了文科，老师们都感到挺遗憾。”“那您为什么要从文呢？”“因为我喜欢文学，喜欢读书，而我父亲历来主张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。只要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，我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。只要我长期不读，那部书就不见了……”杨先生对父亲非常崇敬，感情很深，她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《回忆我的父亲》。
●90多岁了，还在著书
杨先生的体形属于那种长寿型的老人，瘦小轻盈，走路不弯腰驼背，白发里还裹着些许黑发，牙齿基本完好，思维敏捷，90多岁的高龄还在著书写作便是最好的明证。当然人老了不免会有病来侵袭，但杨先生很注意锻炼，前些年只要天气好，她一定会出来走走。如今，杨先生不大在院子里散步了，但每天要在家里坚持走7000步。院子里的人说她能活到120岁。她听了笑笑说：“活那么久太苦了。”可见她对生死的豁达。
杨先生见到院子里的人时，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。她对小孩子尤为喜爱，见了孩子总会停下脚步，摸摸他们的小脸蛋，与他们玩玩。遇到院子里的绿化员工，她会提个建议，提出哪些树木的布局不够合理，相互遮挡阳光，枝叶枯萎了应当梳理。
杨先生还做过一次“活雷锋”。那是前年春天的一个上午，天气还未转暖，人们出行还需穿着薄大衣。一位60多岁的女士在院子里锻炼时，突发心梗，倒在地上，大家急忙围上去，有的人要扶她坐起来，杨先生连忙告诫：“不能扶，扶了会有危险。”说着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大衣，盖在病人的身上。病人很快得到院子里医护站的救治，而杨先生这一举动也在院子里被传为佳话。
我还知道的一件事就是，杨先生在全力完成了钱先生的遗稿出版善后之事后，捐出了毕生积蓄给清华大学，设立了“好读书”基金，以激励好读书的年轻人，使好读书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。这里，我想引用杨先生《回忆我的父亲》中的一段文字，以彰显杨先生的读书精神———“一次父亲问我：‘阿季，三天不让你看书，你会觉得怎样？’我说:‘不好过。’‘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？’我说：‘一星期都白活了。’……”至今，她依然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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