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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易宪容，2002年以来，一直在为中国房地产业存在的泡沫而大声疾呼。他不断地在各类媒体上发表文章，最多的时候曾一天发文7篇，要人们“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”，“政府应警惕有人为房地产泡沫辩护”。
博士易宪容，不断地指出，“中国房地产富豪涌现靠的是政府权力”，“泡沫风险全在银行头上，房地产调控要收紧钱袋子”；他想“掀开国内房价炒得如此高的皇帝新装”……
他成了众多房地产商眼中最不受欢迎的人。
他的观点逐渐为政府所接受：2004年10月，央行首次加息；今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》（即“老国八条”）；5月13日，七部委再出重拳，下发《关于稳定住房价格的八条意见》（即“新国八条”）。
但易宪容认为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击到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要害上，所以依然大声疾呼：提高利率，增加银行信贷资金成本，改变银行信贷资金的易获得性，只有如此，才能使国内房市健康发展。
他执著的呼喊和清醒的警告，对一些房产商人来说，无疑很刺耳。
“最怕易宪容”
5月18日，著名房地产商人潘石屹接受媒体访问，谈到自己最担心的问题时表示：“最最担心的是，经济学家在媒体上谈了很多，说冬天终于来了，房地产肯定要下跌，尤其是易宪容。”
易宪容认为很正常。他说自己曾经和房地产商在一些公共场合，比如电视台什么的，“争论得一塌糊涂”。
有一次，易宪容参加一个央行房贷新政的论坛，一起参加讨论的还有包括张宝全在内的4个地产开发商。但让易宪容感到郁闷的是，论坛一开始，4个地产商没有给他任何发言机会，不停地鼓吹“越加息，房价就越上升，今后的购房成本就越高”的言论。经常在媒体上忠告消费者们不要着急买房的易宪容终于按捺不住，对论坛主办者和地产商们“破口大骂”，并一度要离开会场。
让易宪容更感到很生气的是另外一个地产大腕任志强。这位在公开场合声称要给富人们盖房子的“地产富人”认为加息对有钱人影响不是太大，因为他们不在乎加这几十块钱，但对中低收入的阶层影响则很大。
“他为自己的利益欺骗民众，而且每次都是这样。就说加息，他说商品房是给富人住的，他说加息只影响中低收入家庭，这些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。”易宪容毫不客气地说。
易宪容告诉本刊记者，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名气和一些地产商们合作，开发一个研究课题或出一个什么报告，几十万元收入轻而易举，但他不愿意；被邀请出席相关论坛时，他也不愿意为地产商们“客套”几句，邀请他的地产企业逐渐减少。
于是，“不合群”为易宪容赢得了声誉的同时，也让他丧失了许多“淘金”的机会。
“我为什么要让房地产商满意？我站在民众利益一边！”很温和的语气，但听得出，易宪容的底气，很足。
没见到易宪容之前，就听到过关于他的几个段子。
一个说他不修边幅。一次，为了向一女士说明香港的东西如何价廉物美，易宪容当场脱鞋让该女士欣赏之，以证实自己所言非虚。众皆愕然。
一个说他爱笑。某日，他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看书，满脸蜜糖般的笑意。这引起了售货员小姐的注意，到底是什么书这么有趣？他的回答出人意料：“人生中有什么事情值得不开心的？我每天都这么高高兴兴。”
6月4日，记者见到易博士。这果然是一个“笑嘻嘻、不修边幅”的男子：随和的笑容牢牢地挂在脸上；天蓝色衬衫松松垮垮地束在腰带内，纽扣开了几个；趿拉个拖鞋，头发没怎么梳理，一绺斜斜地塌向一边。
一坐下，易博士的二郎腿便跷了起来，本来就不算长的裤腿便蹭到了小腿上。随着聊天的深入，他的二郎腿不由自主地开始晃动，脚跟和拖鞋之间有节奏的碰撞声，伴着一口有浓重乡音的江西普通话，在夏日习习的凉风中，在堆满书籍的宽大厅房中，飘散开去。
我为何站在民众一边
“我之所以如此坚定地站在民众这一边，一个是跟过去的生活经历、家庭背景有关；另外一个就是跟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信念有关。”易宪容说。
47岁的易宪容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。祖父毕业于国民革命时期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，后来战死在南京抗日战场。易的父亲也是抗日老干部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，渡江战役前因一颗子弹留在肺部没能取出来，就留在南京工作了。后来因易宪容祖母的要求，返回江西上高老家。
“我父亲一辈子经历坎坷，受过文革迫害，背过‘黑五类’帽子，但是他一直信念不改。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，我受到的教育也是：做人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为社会做点贡献。”易宪容说。
文革爆发后，因易宪容伯父在台湾，小学毕业后他就不再被允许读书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他的父亲也被打为“黑五类”分子，停发工资，断绝了家庭的经济来源。
“那个时候，真的是太困难了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！全家6个孩子，父母带着，拖着3辆板车的全部家当回到农村老家，没有吃、没有喝，又背着‘黑五类’的帽子，全靠老乡们晚上偷偷送吃的才能勉强度日。”短暂而又极其艰难的农村生活经历，让易宪容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底层民众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。
随着父亲的平反，年仅14岁的易宪容开始到县商业局上班。不久，“文革”结束，恢复高考，眼瞅着两个弟弟接连考上大学，被“文革”耽误的易宪容也动了心：我难道不行么？
易宪容开始了艰难的向大学冲刺的努力。让人惊讶的是，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，1982年，24岁，仅有小学学历的他竟然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！这在江西上高小城简直成了一个轰动性的新闻。易宪容坦言，这其间少不了弟弟们的帮助。
“当初下放农村时没事干，整天看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所以我政治很好，考了全县最高的88分，就是英语太差，只考了19分。不然，能上北大了。”事隔多年，易宪容依然神采飞扬。
1990年7月，工作一年后的易宪容不如意，暂时离开湖南师范大学，偷偷来到广州一家台资企业打工。先是培训3个月，每天跑步3小时，末了居然行走如飞，对这项运动的爱好保持至今。
尽管待遇不错，在人们普遍每月还都是几十元工资的时候，易宪容已经拿到上千元的月薪，但是作为知识分子，他常感到压抑和郁闷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公司管理的非人性化。
“比如说我是上级，带领下级一起干活，一起搬桌子什么的，但公司的领导就坚决不让，说这是下级该干的活，应该各司其职。”
“当时那些员工都是非常好的人，大都来自农村，很朴实，我们相处得也很好，偏用一个非人性化的制度以隔离，我感到不习惯。”后来湖南师范大学让易宪容回去工作，他便离开了那个工厂。送行的时候，很多员工都哭了。易宪容说，这段特殊的“打工”经历再一次让他感触基层民众的美好情怀。
“所以，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去误导和欺骗民众。”
经济学者赚钱的故事
易宪容说他不缺钱，并不是说他有钱，而是在他心目中，经济学者——一个握有丰富经济学知识的人应该能够拿知识换钱。
“我生活不清苦。最低也要保证自己有体面的生活吧，生活都未解决，何来底气和房地产商叫板？”
在自己那宽大的复式结构房子里，易宪容很自信。看得出，他不是吹牛。
从某种意义上，易宪容是个赚钱的能手。
1991年从广州的企业回到湖南师大后，他被分配到了学校的校报编辑部。不安分的他除了招聘大批学生做记者，还想弄一个激光照排工作室，对外营业。
为了筹备购买设备的钱，他建议同事们集资入股。在别人都不敢承包的情况下，他将这个激光照排室揽了下来。
“我那时候，没日没夜地干，几乎每天都是只睡三四个小时，效益很好，在别人都只吃固定工资的时候，我赚了一笔钱。”
这笔钱在今天看来并不算多。刚满一年，单位不让他继续承包，他的心思也转了，想求学北京。
1994年，易宪容考入中国社科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。他的妻子比他早一年考上，夫妻两人一同读书，孩子也在上学，经济压力可想而知。
学习经济学的易宪容又动起了赚钱的脑筋。
一次逛书店，他发现刚刚翻译出版的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》因出版社推广不够，加上价格昂贵，竟然无人问津。
易宪容眼睛一亮，他决定出手。
经过协商，出版社以七折的优惠价把书批发给易宪容，然后，他开始精心挑选潜在的买家。易宪容从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内挑出了一百多人，然后开始一一寄信，推介此书。
这一专门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销售行动果然收效甚好，易宪容一下卖了100多本书。他挣了1万多元。
学以致用。易宪容自嘲。
专栏作者和书虫
相较于抨击房地产泡沫的斗士，易宪容更愿意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经济学者，他说今年会有六七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一流期刊上。和一些经济学者不同，他并非整天埋首书堆，搞纯学术的理论，在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大众报刊上经常能看到他发表经济评论，他想“最好能够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政策”。
“数一下影响整个20世纪的人，纯粹的经济学家有几个？倒是几个写经济评论的入选了。我如果钻下去做学问，纯学术可能做得更好，但和经济评论比起来，哪一个对社会影响更大？”易宪容说。
以目前每月写50篇左右经济评论的速度（有时会变化），易宪容已然是“国内第一”，但他觉得依然没有达到他的创作高潮期。“我刚刚47岁，随着积累的加深，爆发期还会在后面呢！”
满屋子的书，床上、桌上、沙发上、柜子上，都是。靠近窗户的走廊里，两排近1米高的报纸和杂志，码得整整齐齐。
易宪容逛书店，经常一逛就是一天。他爱买书，每次去书店，都要掏光口袋里的钱。报纸和杂志，看完后就随手放在窗沿，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杂志至少七八种，报纸有十余种之多。
今年大年初一，家里来了好多人，热闹非凡。见人多，易宪容就偷偷溜了出去，在书店一呆就是一天。出书店时，拎了5塑料袋的书，回到家后发现，有3袋落在公交车上。
第二天又去书店把那些书重新买了一遍。“我就是喜欢读书，没办法。”易宪容说。（顾晓芳对本文有贡献）
易宪容相关资料：
1958年生于江西上高；
1989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；
199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；
1997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；
1998-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做合作研究；
1999年7月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；
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。目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室主任。
著有：《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》、《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》、《科斯经济思想研究》、《金融市场与制度选择》、《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》、《经济学与经济的迷思》、《金融市场的震荡与发展》、《经济繁荣与权力运作》等书；译作：《佃农理论》、《经济解释》等；1990年代以来，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篇，并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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